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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语句(《论语》中“君子”单指地位尊贵的句子有多少句?)

儒学语句(《论语》中“君子”单指地位尊贵的句子有多少句?)

admin 2024-07-20 14:04儒学语句

文本目录

  • 求关于儒家思想的作文800字以上,谢谢
  •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对待传统儒学的态度是什么和意图
  • 《论语》中“君子”单指地位尊贵的句子有多少句?
  • 明清之际的儒学·顾炎武·对理学的评论
  • 上联:儒学、佛学、基督、伊斯兰,智慧语言相通相容;求下联?
  • 什么是四书五经?为什么说它们是儒家经典?
  • 从儒家、道家、法家 三个方面之中选一个对中国文化概论写一篇论文
  • 可以用来诗朗诵的儒家经典文化语句 求各种神仙帮忙啊 高中生文化艺术周用的
  • 关于孔子故里的诗句
  • 求关于儒家思想的作文800字以上,谢谢

    引用他人:序言

    冒昧叙言,我是某大学即将毕业的学生,在校期间,个人接触孔子孟子短暂,马上要踏入社会,猛然有所发现,觉得应当补充些社会人文知识,适应和了解社会现状。更发觉发展本专业甚甚甚甚甚需要儒家思想的指导和灌溉,于是最近在看些儒家书籍,将入门,有点小感,不知如何,请夫子指教一二。

    看了序言后,猜得到鄙人是学什么专业的吗?可能大家还是同行?

    正文

    儒家思想中有很多语句很有真理性,像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孟子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等很多符合唯物主义和辨证法。

    感觉儒家思想主要是在阐述:个人与他人的关系。

    即在教诲:个人如何与他人相处,例如仁义礼智信,五常。

    个人如何对待与他人之间的差别,例如君臣,父子,夫妻,三纲。

    用仁义道德来约束个人的欲望,冲动,兽性等,抵制人际的矛盾,国家的战争最终达到人与人和平和谐相处。

    有说仁是核心。仁就是仁慈,仁爱,仁者爱人,以爱己之心爱人,以恕己之心恕人。这是思想道德很基础的要求。

    有说礼是核心。礼就是礼仪,礼节,人与人的差别,包括血缘关系,辈分,年龄,性别,身份,社会地位,工作职务等,礼就是体现这些,并维持这些,达到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

    有说孝是核心。孝就是子女晚辈对父母长辈的爱戴和赡养等。这是人类社会繁衍生息的思想道德方面。

    等等吧,本人也学得不深不透。也难以辨别何才是核心?

    看过达尔文的进化论,看过〈〈动物世界〉〉,猛然发现动物界是处于一个多么动荡,残酷,充满血腥的生存环境。达尔文关于动物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哪仅是8个字那么轻快,简单!完全是赤裸裸地表现出强者对弱者的吞噬!!!!!弱肉强食的动物界!然而人是与动物不一样的,人是进化出来的高级动物,我想,原始社会是蒙昧的,人尚且没有对个人,社会的看法。自从私有制产生,国家出现,阶级对立出现,进入奴隶社会。人对个人,对社会就有了看法和感受。很黑暗,在儒家思想产生以前,这与动物界是有很大相似的。强调赤裸裸地血腥斗争,强者对弱者的残酷迫害和统治。儒家思想宣扬的是一种友爱,礼仪,和谐,反对征战。让人知廉耻,明义理,提高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并希望依靠掌握主宰力量的动物界的强者——人类社会的统治阶级祛除对动物界的弱者——人类社会的被统治阶级的赤裸裸的血腥,残酷的迫害和统治。用自身的思想道德,和众人的思想道德来约束和监督,因为周朝称皇帝为天子,春秋时期各诸侯也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权力和社会地位。正是因为社会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制约这两股代表的力量。所以孔子寄托希望于儒家思想,感化和教育众人,以思想道德作为人的行为规范,廉耻和义理来明白人区别与动物,人不能象动物一样肆无忌惮地肆虐别人,施恶于人。我想最初的儒家思想应该有这些成分和作用在内,儒家思想是宣扬人间正义,仁爱,摈弃私欲,恶欲,野蛮,争斗为宗旨的礼教,很有进步性和思想性。

    因为鄙人的大学专业是法学,势必对中国社会就要有透彻地认识和研究。比如东汉时期董仲舒曾提出了春秋决狱的法制思想,即用儒家经典学说春秋来审理案件,判断案件的是非曲直。儒家思想何以如此地重要和影响之大?竟然成为了封建社会的法律!因此我选择了儒家思想,孔孟之道,因为这种信念有长达2000余年的历史,经历了整个的中国封建社会。它的产生的根源与发展和颠峰等历史都对国人有深刻的影响和决定。坦白说,一是出于专业,职业的需要,二是出于对当今中国社会人群脉搏的把握,三是出于对儒家思想的好奇和在当今发掘运用其功效。

    尾声

    以上感想,本人由衷赞叹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浩瀚无垠!现在形势下迫切需要吸取和发扬,学习,理解和检验的实践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鄙人只是微读了儒家四书五经的九牛一毛和以前初,高中历史书上的一点回忆。有耐心看至此,祈愿你身体健康,婚姻美满。不知自己才疏学浅,还需要不断地学习和领悟,在此还望夫子不吝教诲,是非宽窄,请指正误解,曲解,还事物一个公正,客观。

    欢迎探讨法学,儒学 E-mail bpdl618@yahoo.com.cn 豫之北 林尽水源 上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对待传统儒学的态度是什么和意图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最早、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之一。他以托古改制,借用传统儒学,特别是孔孟学说,来宣传其维新变法理想,推进其社会改革实践而著称于世。他一方面在宣传那些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时,总是引经据典地到传统儒学孔孟学说中去找寻合适的语句,为它们披上一件传统的外衣,并以此证明他所推行的那些社会改革方案,也正是我国古代圣贤们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另一方面,他同时也对儒家孔孟学说做了许多新的解释和发挥,促使其符合于当时人们所了解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为它们穿上一件现代的时装,并以此证明他所推崇的传统儒学,完全符合时代的潮流。可见,康有为在把传统儒学与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联系起来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康有为特别强调,在儒家孔孟的理论中,有许多深奥的道理是通过口说心授密传下来的,亦即所谓的“微言大义”,它是儒家孔孟学说的精义所在。但这种“微言大义”并不是所有读孔孟之书的人都能发现和理解的,而只有极少数真正把握了孔孟精神的人才有可能发现、理解和发扬光大。他认为,自己就属于这一种人,肩负着开发和实践儒家孔孟“微言大义”的历史重任。他的大弟子梁启超解释“微言大义”之意是:“俟圣不惑在大义,因时变通在微言。”①所以他说:“苟能明孔子改制之微言大义,则周秦诸子谈道之是非出入,秦汉以来二千年之义理制度所本,从违之得失,以及外夷之治乱强弱,天人之故,皆能别白而昭晰之。”②他还进一步说:“圣人之意”是“圣人所未著之经,未传诸口说者也”,因此“圣人之意一层,犹待今日学者推补之。”③可见,康有为对儒家孔孟学说所做的各种新的解释和发挥,并使它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相符合,即是按照其阐发和实践孔孟“微言大义”的精神行事的。

    康有为认为,“孔子道主进化,不主泥古,道主维新,不主守旧,时时进化,故时时维新”。④然而,“孔子太平之道,暗而未明,郁而不发,盖二千年矣,”⑤所以他要对它发明之、光大之。他对孔子之道曾有一个全面而简要的介绍,他说:“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然后,他发明说:“夫主乎太平,则人人有自主之权,主乎文明,则事事去野蛮之陋;主乎公,则人人有大同之乐;主乎仁,则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权限,则人人不相侵,主乎与时进化,则变通尽利。”⑥从这个简要的总介绍中,人们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康有为完全是以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去解释和发挥孔子之道的。

    以下,我们列举一些具体的论述,来看一下康有为是怎样从各个方面把孔孟学说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连接起来的。

    康有为认为:“孟子言治天下,皆曰与民同之,此真非常异义,全与西人议院民主之制同。”⑦例如,《孟子·梁惠王下》中有一段孟子对齐宣王谈关于“国君进贤”的话:“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康有为认为,这段话就是“孟子特明升平授民权、开议院之制,盖今之立宪体,君民共主法也。”他还具体解释说:“左右者,行政官及元老顾问官也;诸大夫,上议院也;一切政法以下议院为与民共之。”接着,康有为进一步发挥道,孔子在《尚书》《洪范》中所讲的“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以及《尧典》中所讲的“谘四岳”(访问四方诸侯),“师锡帝曰”(系臣向尧提建议),《盘庚上》中所讲的“命众悉至于庭”(把众人叫到王庭来咨询)等等,“皆是民权共和之体,孔子创立,而孟子述之。”⑧他还引《尚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和《大学》“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等文说,“民权岂非吾先圣之大义哉”。⑨对于孟子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⑩他更是一再指出,说:“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并且籍以发挥说:“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之所公举,即为众民之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①此外,对于孟子说的“得乎丘民为天子”,他解释成是:“共和之民,选总统也。”②对于孔子讲的“其争也君子”,他则认为是讲议院的党人之争。甚至断言说:“故议院以立两党而成治法,真孔子意哉”③,总而言之,经过康有为的以上发明,儒家孔孟学说俨然成了民主立宪理论的创立者和鼓吹者了。

    在康有为看来,儒家孔孟学说中也充满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如他说:“《论语》曰:‘仁者爱人’,‘泛爱众’,韩愈《原道》犹言‘博爱之谓仁’;《大学》言‘平天下’,‘絜矩之道’,《论语》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岂非所谓博爱平等自由而不侵犯人之自由乎!”④关于‘仁’为‘博爱’之义,康有为在许多地方都反复予以申明。如对“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一语,他就着重指出说:“盖非博爱之谓仁。孔子言仁万殊,而此以爱人言仁,实为仁之本义也。”⑤又说:“仁者,在天为生生之理,在人为博爱之德。”⑥梁启超在叙述他老师的思想时曾说:“先生之哲学,博爱派哲学也。先生之论理,以仁字为唯一之宗旨,以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生,国家之所以存,礼义之所以起,无一不本于仁,苟无爱力,则乾坤应时而灭矣。……其哲学之本,盖在于是。”⑦由此可见,仁与博爱实在是康有为哲学思想的中心和出发点。

    康有为认为,“推己及人,乃孔子立教之本;与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⑧所以,他对于子贡所说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句话特别赞赏,一再提出来作为例证,认为它最符合平等自由之义。他解释说,“不欲人之加诸我,自立自由也;无加诸人,不侵犯人之自立自由也。”⑨并认为这句话中,“人己之界,各完其分,语意周至”。⑩他推崇说,这是子贡“闻孔子天道之传,又深得仁恕之旨”①以后,对孔子太平大同思想“闻一知二”的创造性发挥,这发明了“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交相亲爱”,这样一条“人类之公理”。②总之,在康有为看来,“夫自由之义,孔门已先倡之矣”。③

    从以上所列论述看,康有为宣传变法维新的基本出发点是认为:近代西方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等理论在中国“古已有之”。它创始于孔子,发扬于子贡、子思、孟子、庄子等人。甚至,当“今欧人行之”,也不过是“为孔子预言之大义也”。④然而,由于孔子生当据乱世,他的太平大同理想无法得到推行和实现。其次,又由于孔子之学“始误于荀学之拘陋,中乱于刘歆之伪谬,末割于朱子之偏安。于是,素王之大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致“令二千年之中国,安于小康,不得蒙大同之泽”。⑤今天,则到了重新发明和推行孔子太平大同之道的时候了。为此,他也不惜曲改经文,随意发挥所谓的“微言大义”。例如,他为了强调孔子有君主立宪的思想,硬把孔子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这句话中的两个“不”字说成是衍文而删去。这样一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正好相反了。于是,他发挥说:“政在大夫,盖尽君主立宪。有道,谓升平也。君主不负责任,故大夫任具政”,“大同,天下为公,则政由国民公议”。⑥这就难怪在《新学伪经考》刊行后,有人说他是“托于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⑦

    在康有为竭力把儒家孔孟学说与近代资产阶级学说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免不了有许多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的地方。根据这些情况,你可以批评他始终摆脱不了历史亡灵和传统桎梏的软弱性,也可以批评他把封建圣人资产阶级化(把历史人物现代化),或者说把资产阶级思想封建化等等。但我认为,首先必须肯定,康有为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基本上是始终一贯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制,那也主要是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间的斗争。其间,虽也发生过积极拥护张勋复辟之事,然也不能据此一事即断言他完全转到了封建主义的立场。即使是他拼命鼓吹以孔教为国教,也还是为了仿效欧美而提出来的。因此,虽然在康有为把儒家孔孟学说与近代资产阶级学说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有许多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乃至幼稚可笑的地方,可也不能否认,其中多少包含着某些为使传统儒学向现代转化的探索和努力(也许这种探索和努力还不是自觉的)。就这一点来讲,康有为也许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尝试着使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孔孟学说,向近代转化、为近代社会服务的第一位探路人。

    《论语》中“君子”单指地位尊贵的句子有多少句?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2』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3』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4』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5』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6』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7』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

    吾必谓之学矣。」

    『8』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9』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10』子禽问於子贡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

    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11』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

    『1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

    之,亦不可行也。」

    『13』有子曰:「信近於义,言可复也。恭近於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14』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15』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

    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

    知来者。」

    『16』子曰:「不患人之不己之,患不知人也。」

    为政第二

    『1』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

    心所欲,不逾矩。」

    『5』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

    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6』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7』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8』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9』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儿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10』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

    明清之际的儒学·顾炎武·对理学的评论

    乱世图存—明清之际的儒学·顾炎武·对理学的评论

    理学发展至清初,已经呈现出“风靡波颓不可挽”之势。它的颓势的到来,是由这样一些历史事件促成的: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萌芽唤起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明末农民起义打翻了封建王朝的“神器”,接着明王朝覆亡,清兵入关,这种如黄宗羲所说的“天崩地解”,给予人们的心理以巨大的 *** 。曾经把理学作为精神支柱的封建王朝垮台了,而且早就有一些思想家对理学的空疏学风提出过怀疑和批评,但似乎到了这时,思想家们才一下子醒悟过来,于是对理学的批评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在批评理学的浪潮中,北方学者的声音最为激越。前人论及地理环境与学风的关系,曾指出: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士子资性朴茂,学风笃实。以此看清初北方学者,颇合事实。北方理学传播未广,即使理学家也比较注重实际,并没有南方士子以空谈相标榜的习俗。而当清廷表彰程、朱,力挽理学颓波之际,北方许多学者则对理学弃而不讲,且羞以理学自命,如傅山、颜元等即其例。顾炎武虽然生长于江南,但思想风格与江南士子极不相同。正如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所说:“先生虽世籍江南,顾其姿禀,颇不类吴会人,以是不为乡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厌裙屐浮华之习。”(《鲒埼亭集》卷一二)他中年以后主要活动于关中、燕北地区。其学侣多系北方学者,而他论学的笃实精神也类似北方学者。综观顾炎武著述,谈性理者仅数处,而大都是转引前人存疑立异之辞。虽然顾炎武屡次称引朱熹,但细绎其文,多是称其重视训诂、明于典章制度,而于其理学思想,则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

    顾炎武首先是一个反理学的思想家,只是他反对理学不似傅山、颜元等人那样坚决而已。他试图以经学家的见地来改铸理学,以个人的好尚来塑造朱熹的形象,因而在形式上仍然保留着宋学的枝叶。他说:

    “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 ‘《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

    这里,顾炎武以极其委婉的手法转移了学术的方向。可以看出,他不是把理学当作一个时代特有的学术思潮,而是对它作了一种极宽泛的理解,提出“古之所谓理学”以与“今之所谓理学”相对立,打出经学的旗帜,以诋斥后儒的“禅学”。以他的看法,经学难治而所以可贵,禅学易习而不足取法。当理学已走向穷途末路之时,顾炎武指示这一新的学术变迁途径是最无痛苦、最易接受的。这是因为,晚明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致使陆、王提出的“发明本心”、“致良知”的易简功夫走进了死胡同。学者思以补偏救弊,自然同情朱熹读书穷理的“道问学”主张。朱熹本有表彰汉儒的言论,尽管顾炎武隐以汉儒为正宗,但朱学学者此时并不感到他的提法太唐突,而且顾炎武以身作则,撰《日知录》、《音学五书》,考辨精审,使当时学者折服而心向往之。正因为如此,顾炎武“理学,经学也”的思想多少起了转移学术方向的作用。

    其次,上面一段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恢复汉儒数十年通一经的学风,摒弃断章取义、心印证悟的语录之学。汉、唐儒者治经虽有家法、师法的讲究,但目的都在于由文字训诂以通经义,而不是借明经义来建立自己的哲学理论。这时儒家并无所谓语录之学。语录之学出于禅学。禅学主张不立文字,单传心印。于是,禅宗以谈高僧了悟之语代替读佛经。这是对佛教烦琐哲学的一种反动。宋代经学也走上了这条路。这里固然有经学发展的自身原因,但也不能不看到此时儒学已经深受佛学的影响。顾炎武指出:“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语录之书,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语录几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夫学程子而涉于禅者,上蔡也。横浦则以禅而入于儒,象山则自立一说,以排千五百年之学者,而其所谓‘收拾精神,扫去阶级’,亦无非禅之宗旨矣。后之说者递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术愈深,其言愈巧,无复象山崖异之迹,而示人以易信。”(同上,卷六,《下学指南序》)这里,他指出,诵语录不仅形迹似禅僧,其精神也与禅学相类。宋初理学家将儒家典籍中若干讲心性天命的片断语句融会贯通,创立了一种儒家的心性哲学,声称得圣人心传之奥,接续了道统,因自命道学,而考察他们的体认功夫,实有与禅宗相合之处,如单提儒典中数字,如“静”、“敬”、“致良知”、“慎独”等,便指为入道之方,以致出现“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流弊。对此,顾炎武批评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裨乎其言?”(《日知录》卷七)

    这里,顾炎武总结了一条历史教训:清谈误国。中国封建国家实行的是政治、学术一体化制度,士子是官吏的预备队伍,而许多官吏同时兼有学者身份。在这种体制下,很难产生出职业哲学家,因而学术的发展趋向,不单是学者们的事业,而且是直接关涉到治国平天下的敏感问题。佛、老崇尚空无虚玄,儒家讲求指实切近,因而封建统治阶级奉儒学为国宪,选儒生作官吏。可是在宋、明时代,儒家也向虚玄一途发展,向以指实切近著称的孔孟之学,竟被当作性理空谈的资料,也出现了类似魏晋清谈的局面。顾炎武痛悼“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固然有为封建国家着想的一面,但也包蕴着民族意识在内。

    顾炎武曾数次引用黄震的话批评心性之学:“《黄氏日抄》云: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同上,卷一八,《心学》条)“夫心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正其心者,正欲之治国平天下,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同上,《内典》条)理学家将《大学》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概括为“明体达用”,认为只要体认到先验的道德本体,实现了精神境界的升华,也就具备了应对万事万物的才具和能力。因此,理学家皆用心于明体的修持功夫,其流弊所至,即有黄震所批评的“陷于禅学而不自知”的倾向。但黄震批评仅为“专用心于内”的偏弊,并未否定理学“明体达用”,由内向外的治学程序。顾氏摘录黄震之语,主要是借以揭示心学的症结所在,以图救正晚明以来学风空疏的流弊。他主张通经致用,否弃由内而外的治学程序。这一改变,说明他的治学路数已脱离了理学的范围,故不可与黄震等量齐观,概以朱学来看待。

    顾炎武像(《清代学者像传》)

    顾炎武多次提到,他的治学方法是“下学而上达”,所谓“圣人之道”也即是“下学上达之方”,而不是世儒所谓的“尽性知命”的空虚之论。他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说在乎孔子之学琴于师襄也。已习其数,然后可以得其志。已习其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是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曰:‘下学而上达。’”(同上,卷一,《形而下者谓之器》条)

    “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 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

    数百年来,理学家大谈心性,于《论语》“性与天道”、《周易》“性命之理”、《尚书》“危微精一”等语发挥出一整套虚玄理论。对此,顾炎武指出,世儒所津津乐道的“性命之理”,是圣人罕言、贤者未闻的。古代儒学的特点,正在于使学问归于平易可循,于个别(器)中求得一般(道)。

    针对晚明士林空疏浮泛的学风,顾炎武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主张:“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 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同上)“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本皆孔子语,顾炎武标出此二语,表面看是循规笃古,实际上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他的“行己有耻”意在强调民族气节,用以针砭那些阿谀取容、丧失民族气节的人。他的“博学于文”,意在讲求“天下国家”之事,以与那些“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者分垒别帜。“行己有耻”,是他立身处世所奉行的信条;“博学于文”,则是他通经致用的方法和途径。

    上联:儒学、佛学、基督、伊斯兰,智慧语言相通相容;求下联?

    这里有几则下联,仅供参考。

    儒学、佛学、基督、伊斯兰,智慧语言相通相容;文人、武艺、道法、自然界,思想品德有来有往。儒学、佛学、基督、伊斯兰,智慧语言相通相容;埃及、印度、华夏、巴比伦,价值文明互融互汇。儒学、佛学、基督、伊斯兰,智慧语言相通相容;道经、易经、论语,悌子规,寓意哲理见品见德。

    一般对对联有三大要求:上下联字数相同、词性相同、句法要一致。

    上下联字数要相等,上下联词组要相同:即组成上联的各个词组分别是几个字,下联的对应词组也必须分别是几个字。

    上下联词性要相同,所谓词性:是指词的类别性质,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上联的词性和下联的词性,按照词的先后位置,既要相同,又要相对。

    上下联句法要一致,句法:就是语句构成的方法。

    上联中儒学、佛学、基督、伊斯兰都属于名词,按照词性相同的要求下联也要有相应对应的字数。而从整体来看这四个名词代表四种不同的宗教。

    所有下联应该也应该含有四个含义相同或相近的名词。将上联整体联系起来就是就会发现它把世界上人类文明史都包括进去了。儒学是中国文化两千多年来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学,基督,伊斯兰这三个宗教的文化也是在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对世界的看法和人际关系的处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什么是四书五经?为什么说它们是儒家经典?

    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这些是古代必考的内容;而五经指的是《诗》《书》《礼》《易》《春秋》。

    因为四书五经体现了儒家思想,所以称为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又称儒家典籍,是儒家学派的典范之作,被世人奉为“经”,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

    主要指十三经,同时也包括历代儒家学者的评注和解说。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其中,“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

    从儒家、道家、法家 三个方面之中选一个对中国文化概论写一篇论文

    新道家之界定与营建——三论新道家

    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生存方式,以道家固有思想加以内在生机的阐释,而探寻本国本民族文化的新生命,这是新道家的意义所在。近十余年来[1],学者探讨新道家问题,呼吁“新道家”学派的营建,乃至酝酿成立全国性、国际性的道家研究机构与创刊专门的学术刊物,不仅是因为此一学术领域的荒芜空缺,更重要是由于道家之学本身内容的重要,与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本民族文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换言之,探讨新道家之学理与精神,建立新道家学派,乃是21世纪承接民族文化、争取民族生存的一项重要工作。十年以来,笔者关注新道家问题,稍有议论公之学界[2],兹谨略就新道家界定与营建问题的思考具述一二,期之同好。

    一 新道家之界定

    (一)“道家”之“道”的语言学、文化学与思想史含义

    语言学含义

    在语言学、训诂学上,道家之“道”字解为“道路”。许慎《说文》:“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道”字从“辵”。金文或从“行(彳亍)”、“行止”,写作“衜”。中间“首”字竹简或从“人”。诸形字义皆同。

    由常用的普通名词“道路”,可以引申出“由”、“行”诸义,再引申出抽象的哲学含义,成为常用的哲学概念。以儒家朱熹解“道”为例:

    道训路,大概说人所共由之路。

    道者,人之所共由。

    道者,事物常行之路。

    问:“仁与道如何分别?”曰:“道是统言,仁是一事。如‘道路’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

    道者,众人之道,众人所能知能行者。

    道者,人事当然之理。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底道理。

    所谓道者,如天道、地道、人道、父子之道、君臣之道、“率性之谓道”是也。[3]

    不仅汉籍如此,汉译思想史著作也认同类似的用法,如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论述道家:“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据雷缪萨说,‘道’在中文是‘道路,从一处到另一处的交通媒介’,因此就有‘理性’、本体、原理的意思。综合这点在比喻的形而下的意义下,所以道就是指一般的道路。……道就是道路、方向、事物的进程、一切事物存在的理性与基础。”[2](PP125-126)

    文化学含义

    在文化制度背景方面,“道”字或“道”的哲学概念还有更为深刻的渊源与根据。在此方面笔者较为赞同的是江林昌先生的观点,即认为“道”字的本义是“黄道”,即太阳的循环运行,“道”字中的“目”也可以理解为“日”,“止”可以理解为“推步”。也就是说,“道”不是人们行走的普通的道路,而是太阳的运行轨迹。[3](PP315-316)由 “世官世畴”、“技进于道”的上古遗制而言,“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所谓“学术”均与现代所说“技术”相近,“道” 字或“道”的哲学概念起源于“天学”是可信的。

    思想史含义

    在思想史上,“道”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自古至今,自儒家至道家都通用。特别是北宋以后,“宋明新儒家”使用了“道学”一语,并将整个儒学统系追释为“传道”。《宋史·道学一》说:

    “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

    影响所及,以至有学者至今怀疑“道家”之名为汉代晚出且名称不伦。[4]

    因此,在讨论“新道家”问题以前必须界定,“新道家”之“道”虽然与文字学和思想史上的“道”具有关联,但其本身并非思想史上泛称之“道”,而是具有特指的固定含义,即以先秦道家老、庄、文、列四子为主干,以鬻子、管子、关尹子、鹖冠子等等导源或归宗于老子与“黄老道德之术”的道家诸子为流裔的学派。

    (二)道家之学三要义

    道家之学有与先秦诸子其他各家特别是儒家学派明显不同之处,论其差异,以往学者多有阐述,大致不外三种:其一以为儒道互绌,“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史记·老子列传》);其二以为诸子时有所明,更相为用(《庄子·天下》);其三以为诸子殊途同归,“皆务为治”(司马谈《六家要指》)。三种阐释以外,更有其四,以为诸子皆有所本而同出于三代王官(刘歆《七略》)。由道家出于史官、天官而言,其源流之久远,居道术为大宗,较其他诸子更为优越,降至晚周之际,影响所及无所不在,实为先秦诸子各家学术兴起的最大滋养与共同背景。而道家之学所包涵的内容也最为广泛,要之,则有自然(物性)之学、形上之学、无为之学三大要义。

    自然(物性)之学

    道家对自然的关注,是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一个部分,人的生命、躯体、性情,完全都在自然之内,而非以天、地、人并列为三。换言之,自然不是与人类社会(人文)相对的一个概念,更非指人类的生存环境而言。自然是天地万物的共同居住与和谐并存的共同环境。

    “自然”这一概念的本义,意谓天地万物都各自体现着“道”,天地万物的天性、自性、本性,亦就是“道”的体现。“道”遍在于万物,而不外在于万物,换言之,并不存在一个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宰之“道”。但是,“自然”又绝非意谓着万事万物可以极端任意发展,并非如西晋郭象注庄所理解的“自尔”、“独化”。天地万物相互关联而存在,万事万物间的一大关联就是“道”。“道”一,“道”恒(常),故万事万物永远关联而存在。

    道家将人类、生命与无生物都视为“物”,宇宙天地间的一切存在都是“物”。都是物便都有共同的“物性”,“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物与物何以相远”(《庄子·达生》)。道家相信凡存在的事物本性都同,所以道家主张万物平等。

    形上之学

    但是道家不认为人类的感官感觉可信,宇宙万物的存在,有超出人类感官感觉之上之处,“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另一方面,道家对于宇宙事物的认知,也具有超出感官感觉的能力。

    道家又以对“形下”的分析为基础,而提升、获得了“形上”的成就。

    《易经》为儒家传承的三代先王政典,易学与老学近似而不同。易学主旨为“因天道以明人事”,老学则舍弃人事而取法天道。易学重在阴阳,老学重在有无。“阴阳”是一相对概念,二者互为消长,而不可以互相取代。“有无”是一绝对概念,“有”就是“无”,“无”就是“有”,二者异名同实,各自代表着抽象思辨中的不同环节。“有”是宇宙万物的存在,“无”是宇宙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据。从思辨逻辑上说,有一个“有”,有一个“无”,无是绝对的,是纯粹的。但是从实质上和整体上看,无并不是片面的和孤立的。无不是对世界的物质本质的否定。正相反,无表示着世界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表示着世界万物的统”,但是从实质上和整体上看,“无”并不是片面的和孤立的。“无”不是对世界的物质本质的否定,正相反,“无”表示着世界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表示着世界万物的统一与和谐,而“有”所根据的“无”,也就是“有”本身。“道”是“有”和“无”的统一,是形而上、形而下的统一,是物理的宇宙论和哲学的本体论概念的统一。

    无为之学

    先秦诸子百家均以周文疲弊、上下失序为背景而期以重新获得真理,其思想体系之构建亦无非以政治实践为目的,故先秦哲学本质上都是政治学。

    道家的政治理想具有两个不同层面,就老庄而言,是由形上本体论中引申出“无为无不为”层面,由形下相对论中引申出“贵柔”与“安时处顺”层面。政治理想之“无为”与“无不为”,与哲学思想之“无”与“有”对应。“无”即是“有”,“有”即是“无”,故“无为”即是“无不为”,“无不为”亦必须通过“无为”而获致。“有无”为哲学上的绝对概念,而“无为无不为”即成为政治上无所不包宏大至极的运作。就此而论,道家的政治理想其境界最高。

    在形下方面,道家认为“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老子·二十章》)相对存在、互为消长的双方,彼此因依而存在,所以都不具有绝对的根据。而其并存之法则,莫善于“负阴而抱阳,知雄而守雌”(《老子·二十八章》),故老子“用阴”而“贵柔”,与儒家用阳而贵刚健不同。要之,道家“相对”之学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三章》)为途径,其形下部分亦皆精彩。

    (三)新道家之新义

    新道家之“新”,其含义并非仅就时间概念而论,亦非脱离道家学说本义而予以根本性的改变。自凡晚近以来国家民族所遭遇之新困境、新挑战,皆得据道家立场以回应之,新道家之新义,为时势之新与阐释之新。由国家民族方面而言,“生存”不是一肉体层面,而是一文化层面,肉体的存在并不足以展示存在,文化的存在才真正可以称之为存在,个人的年寿生死皆不足惜,重要的是“技”与“道”的延续。凡能占据道家之学的立场,对以往之历史与学术传统予以“理解之同情”,延续国家民族之“文化大生命”,心率旧典,信而好古,皆得以新道家之名义相称。

    新道家一语系包真理系统而言,内涵学理、信仰、为治三层面,而非单纯学理或信仰或履践。据今日“为人之学”之“大环境”,而欲行古人“为己”、“弘道”之事业,是否可能具备此一历数?单就操作层面来说,比较宋明新儒家之建立,新道家之建立是否应当具备此一过程?二者均待智者深论。笔者限于学力,仅就庶几可及的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一)找到周敦颐——以宋明新儒家之建立为参照

    周敦颐在宋明新儒家的建立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仪式性”作用。前引《宋史·道学一》又说:

    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

    宋明新儒家继汉唐经学之后,跨越千年而起,直承孟子,表明学术学派的兴起,有不为时间所阻断者。单就操作层面而言,宋明新儒家的建立过程,全由朱子对于周子的推崇而实现。考其所以如此,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第一,恰好为宋初先驱长辈。

    众所周知,在宋儒诸学案中,周敦颐既非最早,也非大宗,“大抵近世诸公知濂溪甚浅”、“即濂溪二子,亦失其家学之传”[5](P21),但若以辈分粗论,周敦颐在“北宋五子”之中确实年长一辈,使得自“初祖”以至朱子有一恰当的时间作用(适当的连续与适当的间隔),亦无可否认。

    第二,恰好为二程之师。

    周敦颐是否为二程传道之师,自当世学者已多表怀疑。《程氏遗书》所载,二程只称周敦颐为茂叔而不称先生,平生绝口不提《太极图说》,而门下弟子游酢至称“周茂叔穷禅客”。全祖望称:“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今观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予谓濂溪诚入圣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尝传其学。”[6](全祖望《濂溪学案序录》P480)但周敦颐确曾为二程之师,亦绝不可否认。

    第三,恰好著有《易通书》。

    宋代新儒家学者当世少有显达,退居治学,往往以诸子位置自居而回避经术,表明诸人与当世政治的并立立场,至元代表彰朱子,乃是再次升子为经。但子家有一形式要求,即须留有文字,如先秦诸子之例,凡有言论直接或间接留于后世者,皆得称之为子。而周敦颐著作十分单薄,《太极图说》仅三百余字,《通书》三千余字,且在当世亦不知名。如钱穆先生所说:“北宋理学开山有四巨擘:周敦颐濂溪、张载横渠、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兄弟。此四人皆仕宦沉沦,不居显职,在中朝之日浅,并未在治道实绩上有大表现。论其著作,濂溪分量特少,独有《易通书》与《太极图说》,一是短篇,一是小书,据朱子考订,《太极图说》亦当附《易通书》,非单独为篇,是则濂溪著书仅有《易通书》一种。”[5](P13)但是,周敦颐毕竟有一完整“子学”著作,从而使得逝者已逝之后,“阐释”的作用得以成立,而文本阐释初亦不必限于文字遗产的数量多寡。后朱熹与吕祖谦合编四子《近思录》,《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一句跃居十四卷之首,全由朱熹“发明”而至。

    具备这几个条件,宋明新儒家的儒统乃可以获得全新的建构,即:孔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

    在学理会通方面,顾炎武曾写有一则短篇札记,所关联的则是一个大问题。顾炎武写道:

    《五经》无“真”字,始见于老庄之书。……(原注:今谓“真”,古曰“实”;今谓“假”,古曰“伪”。)……隆庆二年会试,为主考者厌《五经》而喜老庄,其程文破云:“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始明以《庄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彗星扫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变为赤血矣。崇祯时,始申旧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读时文,习染已久,不经之字摇笔辄来,正如康库仑所受邻舍女巫之邪声,非十年不近乐器未可得而绝也。虽然,以周元公(周敦颐)道学之宗,而其为书犹有所谓“无极之真”者,吾又何责乎今之人哉?[7](卷十八《破题用庄子》PP659-660)

    虽仅“真”之一字,亦足说明宋明学者对于回避异端概念术语而保持本门学术之醇的讲究与敏感。

    “醇儒”问题,自汉代已提出。降及宋明,内有佛道异端之争,外有辽金华夷之辨,问题更显突出。二程之所以称道张载《西铭》一篇,即由其纯用儒家概念术语之故,谓韩愈的《原道》“语固多病”,而“《订顽》(《西铭》)之言极醇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子厚之文,醇然无出此文也,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程氏遗书·二先生语二上》)、“此横渠文之粹者也。”(《程氏遗书·二先生语四》)而朱熹也由“不杂”一面为《太极图说》辩解:“《太极》之旨……绝无毫发可疑”(《朱子文集》卷四十二《书(知旧门人问答)·答胡广仲》)、“《西铭》《太极》诸说,亦皆积数十年之功,无一字出私意……不著毫发意见夹杂”(《朱子文集》卷三十八《书(问答)·答黄叔张(黄维之)》)。

    特别是周敦颐著作虽少,而“无极而太极”一语本来自道家陈抟,朱子则大加表彰,用以延伸易学“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形上概念。“无极”概念来自道家陈抟,“此层即朱子亦不否认”[5],当世道家亦无争辩,倒是儒家学者内部有陆氏兄弟的激烈反对,引起所谓“朱陆之辨”。陆九渊反对“无极”概念的主要原因,即因为其援引道家:“‘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圣人之书所无也”[6]紧紧咬住“从人脚跟,依他门户”[7]一点不放。

    陈钟凡先生曾说,老子“则已先敦颐千百年而建此玄学上之一元论矣” [8](第五章《周敦颐之图书学说》PP32-35)。老子之“道”与《易传》之“道”不同,由形上概念来看,老子的概念始于“无”,《易传》的概念始于“太极”,相当于老子的“有”,较老子退后一个阶梯。由此在魏晋以迄两宋的儒家易学传承中,便不得不与道家相接触,借用老子 “无”的概念以建立儒家“无极”的概念,借用老子的“有生于无”以建立儒家“无极而太极”的理论,从而完备儒家的形上学体系。

    朱熹说:

    殊不知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见其下语精密,微妙无穷。而向下所说许多道理,条贯脉络,井井不乱,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颠扑不破。(《朱子文集》卷三十六《书(陆陈辩答)·答陆子美(陆九韶)》)

    这里,朱熹仅就“无极”概念的妙处极力申述,然而却始终不肯将借助道家之学重建儒家形上体系的真相说破。其真相就是:对于道家概念的借用,不可以直接援引,而可以有间接的阐释。换言之,宋明新儒家乃是通过间接的阐释而获得了对于道家之学以及佛学的兼容并包。[8]

    (二)考据、辨伪与文献学问题

    自20世纪初开始的关于《老子》考辨问题,论老子思想之影响与其记载之隐约的反差,论其争论之大、聚讼之久,以及现代考古学所得印证的戏剧性结果,都足以为学界典型。当中华文明发展到了现代时期,学者沿着一线怀疑,汇聚了几乎当时所有精英,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了一种“没有定论”的研究,这一现象本身已足以说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的一个侧面,其中反映出的不仅是研究结论的问题,而且是方法和方向问题。特别是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居然鬼使神差般在学者获得定论之后,古代道家文献以一种连续的状态出土问世[9],轻而易举地将这些结论全体推翻,这种恶作剧式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惊叹,续而接受沉重的反省。

    怀疑精神与疑古、辨伪方法与辨伪学史需要清晰划分。凡治学术,怀疑精神与辨伪方法永远都是最为基本的前提工作。但是,自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以“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的打击”[10]的“疑古学派”的方向,需要彻底扭转;以“造伪”和“辨伪”一组概念解释主观古代学术史,以“造伪运动”和“辨伪运动”说明“古人缺乏历史观念”的“中国辨伪史”理论[11],需要基本否定。

    在疑古思潮影响下,长期以来对于道家学术的有限研究,多数是怀疑性的文献学研究,或否定性的批判研究,略加少量传统训诂考据余绪而已。老、庄、文、列四子的生死有无问题,经典著作的真伪传承问题,如铁索横江,横亘百年。诸如直承四子问题,西方物理学的比较问题等等,遑及一提。幸有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说明疑古所作种种分析,即使逻辑上完全有理,“迄为定论”,在新出古文献面前,仍可完全推翻。说明关于古代文献与古史的辨伪考据,特别是关于思想史文本的考据,其规矩原则多有出于常理之外者,故尔有另辟蹊径的必要。

    (三)儒道互补——守道家之纯而不辟儒

    如前所述,汉代刘歆论诸子起源,“出于”何者,“起于”何者,认为诸子皆源出三代王官,亦即诸子同源。由此而论,道、儒二家会通互补,返本归原,乃是预料中的必然归宿。

    梁启超先生曾经指出:“道家哲学有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儒家道家皆言‘道’,然儒家以人类心力为万能,以道为人类不断努力所创造,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家以自然界理法为万能,以道为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变,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1](第八章《道家思想(其一)》PP122-123)古来学者所谓道、儒二家的“互补”,有一极为辩证的形式,即二家之学正相对立,复因其正相对立而恰为互补。道家主于自然,而儒家主于人文。主于自然,故以自然(物性)之学、形上之学、无为之学为其三大要义,其科学即其哲学,其哲学即其政治学;主于人文,故亦以人文、伦理、生生之学(仁道、王道)为三要义。“天”、“人”概念是中国古代不同于西方“主”、“客”二分而特有的最大一组哲学范畴,道家与儒家都讲“天”讲“人”,道家实际上更倾向于“天”的一极,其所谓“人”并非独立的“人”而是与天地合一的“人”,儒家实际上更倾向于“人”的一极,其所谓“天”并非自然之“天”而是人事之“天”。道家与儒家二者,一天,一人,沿着各自的一极对立发展,同时又共同构成了由“天”、“人”一组概念标示出的同一个完整的坐标体系。

    现代新儒家是近百年来影响最大、成就最大的学派,但现代新儒家发展至今,也显露出若干缺憾,缺乏鲜活、凌厉的文化动力,虽然致力于以“内圣外王”开出新时代的民主科学,但由儒家“内圣外王”实开不出民主科学,终至处境维艰,后继乏人。另一方面,现代新儒家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牟宗三、王邦雄等人都是通才,要求对全部中国哲学史进行重新认识,因之在其新儒家的著作中也包括了许多对于老庄道家学说的论述。又由于现代新儒家学者是在整体上省视中国哲学史,因此在其研究道家之学的时候,就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具有比一般的道家研究更加深邃的见解。所以,现代新儒家虽然保留有先秦宋明儒家辟除异端的余绪而不认同道家学说,实际上却仍然具有道、儒互补的形态。

    道家与儒家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干。二者皆流也,而非源,故尔一荣俱荣,一辱俱辱,和而不同,相得益彰。要之,新道家必须在能自明其本的基础上,守道家之纯而不辟儒,才可以顺应时势,对于民族文化作出积极的贡献。

    (四)道家经典的疏证与阐释——继续许多寂寞的工作

    关于古代学术经典,古人有“疏不破注”、今人有“证而不疏”[12]之说,其用意无非表示对于古代学术的承接与敬意。受现代思潮影响,关于道家经典著作的疏证非常不足,连带影响了文本阐释的水准质量。

    在此方面,笔者曾试举《老子》一章、二章为例略作分析。据严复、熊十力、牟宗三说,疏证《老子·道经·一章》“玄之又玄”之“玄” 的本义是精微,用为名词,意为会同,并无玄妙、玄虚之意。“玄之又玄”意为同之又同,如果将“玄之又玄”解释为“深奥而又深奥”、“深远啊又深远”等等感叹语句,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作为大思想家而言,老子何得有此言论?[13]据河上公、严遵旧注及陈鼓应、余培林说,疏证《老子·道经·二章》的“有无相生”与《四十章》的“有生于无”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可以相混。“有无相生”属于形而下之“器”的层面,是老子所否定的。其中“有无”是一般名词,是相对的关系,二者相互依赖而存在,相反相成,互为消长,而不能互相取代。“有生于无”属于形而上之“道”的层面,是老子所要阐明的主要思想。其中“有无”是抽象概念,是同一的关系,无即是有,有即是无。“无生有”或“有生于无”是就逻辑上的先后而言,实际上无生有就是无成为有,有生无就是有成为无。[14]笔者并曾统计建国以来大陆所见今译约50余种,不肯雷同者仅一二家而已。

    要之,由“理解之同情”角度,作出维护文本章句结构的疏证与阐释的学者,其实很少。新道家之营建,有必要在充分承接古注的基础上,注意民国学者乃至现代新儒家学者的研究,吸收新出简帛文献的学术成果,在可以预见的21世纪的学术发展中,继续许多寂寞的工作。

    参考文献:

    [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德]黑格尔(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3]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4]孙景坛.关于道家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J].南京社会科学,2001,(10).

    [5]钱穆.朱子学提纲[M].北京:三联书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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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

    [8]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9]张京华.朱子所论《易传》“一二四”与《老子》“一二三”问题及其得失[A]. 朱子学刊编辑部.朱子学刊:总第12期[C].合肥:黄山书社,2003.

    [10]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2]林正珍.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一九五0~二000[J].汉学研究通讯,2001,(

    可以用来诗朗诵的儒家经典文化语句 求各种神仙帮忙啊 高中生文化艺术周用的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你可以找找看,篇幅不长朗朗上口的。

    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

    《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

    《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

    《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

    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

    《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关于孔子故里的诗句

    1.关于孔子的古诗

    1、《孔子世家赞》两汉:司马迁

    原文: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译文:去到鲁地,观看仲尼的宗庙厅堂、车辆服装、礼乐器物,儒生们按时在孔子故居演习礼仪,我流连忘返以至留在那里无法离去。

    天下从君王直至贤人,是很多很多了,生前都荣耀一时,死后也就完。孔子是个平民,传世十几代,学者尊祟他。上起天子王侯,中原凡是讲习六经的都要以孔夫子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孔子可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2、《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唐代:李隆基

    原文: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

    地犹鄹氏邑,宅即鲁王宫。

    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

    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

    译文:

    尊敬的孔老夫子,你一生劳碌奔波,周游列国,究竟想要做成什么呢?如今这地方还是鄹县的城邑,你终被安葬在了出生的土地,然而你的旧宅曾被后人毁坏,改建为鲁王宫。在你生活的当时,凤鸟不至,你叹息命运不好;麒麟出现,你又忧伤哀怨,感叹世乱道穷。

    你一生不如意,看今日你端坐在堂前两楹间,接受后人的顶礼祭奠,正如同你生前梦境中所见的一样,想必你也该稍感慰藉了吧。

    3、《答伯庸》宋代 冯京

    原文:

    孔子之文满天下,孔子之道满天下。

    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为饿夫。

    译文:孔子的文采天下皆知,孔子的儒道天下都用。得到他文的都是公卿徒,得到他道理的都是穷苦百姓。

    4、《奉和圣制经邹鲁祭孔子应制》唐代:张说

    原文:

    孔圣家邹鲁,儒风蔼典坟。

    龙骖回旧宅,凤德咏馀芬。

    译文:孔圣人的家在鲁国,他的儒家风采举世闻名。皇帝的车驾来到他的住处,都称赞其功德。

    5、《悲哉孔子没》宋代:王安石

    原文:

    悲哉孔子没,千岁无麒麟。

    蚩蚩尽鉏商,此物谁能珍。

    译文:悲叹这世上没了孔子,就好像千年没有麒麟。天下尽是无知貌,这种事谁能知道珍贵。

    2.李白关于孔子的诗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李白 我本楚狂人 ,凤歌笑孔丘。

    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 影落明湖青黛光。 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

    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 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

    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 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

    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

    3.关于孔府 孔庙 孔林 孔子名言四方面的知识

    孔府也称圣府,是孔子的后代子孙们居住的地方,历史上,孔子的后代继承人都被称之为"衍圣公"。

    孔府是孔庙的西邻,规模相当宏大,是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帝宫室的最大府第。 孔府,旧称衍圣公府,在曲阜市内孔庙东邻。

    为历代衍圣公的官署和私邸。始 建于宋仁宗宝元年(公元1038年)。

    为我国仅次于北京故宫的贵族府第,号称“天下第一家”。孔府占地200多亩,有楼轩厅堂463间,院落九进,布局分东、西、中三路:东路为家祠所在地,有报本堂、桃庙等;西路为旧时衍圣公读书、学诗学礼、燕居吟咏和会客之所,有忠恕堂、安怀堂,南北花厅为招待一般来宾的客室;中路是孔府的主体部分,前为官衙,设三堂六厅,外辖和勾、百户、孔庭族长及曲阜县衙四个衙门。

    往后住宅,最后是孔府花园。孔府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典型的官衙与内宅合一的贵族庄园。

    孔府占地240多亩,有厅、堂、楼、轩等各式建筑463间,分为中、东、西三路。东路为家庙,西路学院,中路为主体建筑。

    西路为客厅院,东路为家庙,中路又分为前后两部,前为官衙,后为住宅,是一个集官衙、家庙、住室三位一体的古典建筑。其中,官衙内设三堂、六厅、辖四衙门。

    内宅则包括前上房、前堂楼、后堂楼等,是衍圣公全家活动的地方,至今仍可看到七十六代衍圣公和目前在台湾的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当年的豪华摆设以及生活用品。 孔庙 孔庙(本庙)位于山东省曲阜市南门内,是第一座祭祀孔子的庙宇,初建于公元前478年,以孔子的故居为庙,以皇宫的规格而建,是我国三大古建筑群之一,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另外在福州、北京、衢州、德阳等地都有孔庙。 庙[1](本庙)位于东经116°5830”----北纬35°3642”。

    曲阜孔庙(Confucius Temple )是祭祀孔子的本庙,是分布在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国家2000多座孔子庙的先河和范本,据称孔庙始建于公元前478年,孔子死后第二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将其故宅改建为庙。此后历 代帝王不断加封孔子,扩建庙宇,到清代,雍正帝下令大修,扩建成现代规模。

    庙内 共有九进院落,以南北为中轴,分左、中、右三路,纵长630米,横宽140米,有殿、堂、坛、阁460多间,门坊54座,“御碑亭”13座,拥有各种建筑100余座,460余间,占地面积约95000平方米的庞大建筑群。孔庙内的圣迹殿、十三碑亭及大成殿东西两庑,陈列着大量碑碣石刻,特别是这里保存的汉碑,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历代碑刻亦不乏珍品,其碑刻之多仅次西安碑林,所以它有我国第二碑林之称。

    孔庙是中国现存规模仅次于故宫的古建筑群,是中国三大古建筑群之一,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祠庙建筑的典范。 孔林 孔林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称至圣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

    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墓地。坐落于曲阜城北.占地3000余亩。

    它是我国规模最大、持续年代最长、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氏族墓葬群和人工园林。孔林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称至圣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

    孔子死后,弟子们把他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那时还是“墓而不坟”(无高土隆起)。到了秦汉时期,虽将坟高筑,但仍只有少量的墓地和几家守林人后来随着孔子地位的日益提高,孔林的规模越来越大。

    孔林(Confucius Cemetry)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称至圣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孔子死后,弟子们把他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那时还是“墓而不坟”(无高土隆起)。

    到了秦汉时期,虽将坟高筑,但仍只有少量的墓地和几家守林人后来随着孔子地位的日益提高,孔林的规模越来越大。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鲁相韩勅修孔墓,在墓前造神门一间,在东南又造斋宿一间,以吴初等若干户供孔墓洒扫,当时的孔林“地不过一顷”。

    到南北朝高齐时,才植树600株。宋代宣和年间,又在孔子墓前修造石仪。

    孔林位于山东省曲阜县城北2公里处,它是我国规模最大、持续年代最长、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氏族墓葬群和人工园林。 林墙全部用灰砖砌成,高达三、四米,长达7.3公里,占地3000亩,墙中古木参天,茂林幽深,相传孔子的弟子,各以其故乡的树木种植于孔林之内,因而树种极多。

    林中墓冢累累,碑碣林立,石蚁成群,除孔子、孔鲤、孔伋这祖孙三代墓葬和建筑外,还有孔令贻、孔毓圻、孔闻韶、孔尚任墓等。这里的墓碑除去一批著名的汉代石碑被移入孔庙之外,尚存有李东阳、严嵩、翁方纲、何绍基、康有为等历代大书法家的亲笔题碑,故而孔林又有碑林的美名,堪称书法艺术的宝库。

    孔子的名言警句 1.学而时习之 2.敏于事而慎于言 3.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4.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5.讷于言而敏于行 6.德不孤,必有邻 7.听其言而观其行 8.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9.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敬鬼神而远之 11.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12.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13.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14.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15.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16.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17.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18.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19.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20。.。

    4.形容孔子的句子

    与孔子有关的成语故事 (1)至圣先师 (2)有教无类 (3)见贤思齐 (4)慎终追远 (5)举一反三 (6)温故知新 (7)见义勇为 (8)怨天尤人 2 ■尽善尽美:形容好到极点,毫无缺陷. 孔子在齐国,有机会欣赏到他认为最美妙的音乐[[韶]]. 谓其"尽善矣,又尽美也!"而后大受感动,一连好多天老是想着它,吃肉也没有味道了.三月不知肉味,原是形容孔子对于音乐入迷的情况.后人却借它来形容贫穷,真是怪哉. ■侃侃而谈:不慌不忙地谈着 在周代的等级制度中,孔子的地位相当于下大夫. 孔子是个一举一动都力求合乎周礼的人.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家乡,他显得温和恭顺,好像不会说话;在朝见场合,却长于谈论,有些谨慎罢了;在朝廷上,国君不在之时,他与同级官员说话,侃侃而谈,理直气壮;同上级说话,和颜悦色;君主来了,既恭敬而又不安,非常之小心. ■不舍昼夜: 表示时间不停地流逝之意. 孔子的时间观念强,曾对着河流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意思是:光阴一去不复返啊!就如河水这样昼夜不停地奔流吧! 时间如流水,一定要珍惜.孔子之所以青史留名,是因为他懂得:时间就是财富啊! ■道不拾遗:形容社会风气道德良好. 孔子在鲁国当了几任官,他在任之时,鲁国政治有了极大改良:卖东西不讨价还价;掉了东西不必惊慌,老百姓都有自已的人格,不肯拾起收为已有. ■登堂入室:表示已达到一定的程度或是已得到老师专授指点. 孔子的弟子子路,为人刚勇,一日在孔家弹瑟,瑟声中带有杀气,犯了孔子的大忌--仁.孔子自然不喜欢,又不便发作,就不满道:"子路弹瑟的本领已经登上厅堂,但尚未能进入内室.他为何要在我家弹瑟啊? 无聊!" 孔子的众弟子一听老夫子对子路不满,马上就改变对子路的看法和态度,越来越鄙视他. 两个启示:在别人家里最好安份些; 对于头儿,要懂得投其所好才是啊! ■道听途说:泛指没有根据的传闻 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涂同途) 意为:从道路上听来一些没有根据的话,就在道路上不负责任地传播,这种道德作风是要不得的. 有很多类似的玩艺,被人一本正经地转来转去,实际上这些谣言里漏洞百出,只要自己稍微认真想一想、查一查,就能够看出其中的谎言成分,然而很多人却信以为真,乐此不疲.是我们自己太脆弱太轻信还是网络里情绪的煽动太容易?要警惕啊! ■发愤忘食:形容学习努力,工作勤奋. 楚国某县尹问孔子弟子,请他谈谈对孔子的看法,弟子木讷小心,一言不发,县尹只得怏怏而回.孔子得知后,很不高兴,怨道:你为什么不说:我的老师是个发愤忘食,乐而忘忧的好学者啊!弟子一听马上明白,愧道:"老师,是我糊涂啊,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今后若有人再问我,我必遵师嘱答之." 孔子一听舒服,欣然笑道:"好,好,好."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可孔夫子都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吹一把,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啊! ■鸣鼓而攻:形容声讨犯罪的人. 孔子弟子冉求在朝中干活,准备试行新法,向孔子请教,孔子刚好是站在保守一边,于是气愤无比,把冉求骂个狗血淋头,冉求一再坚持自已的改革,于是孔子对众徒发出追杀令: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你们一起向他攻击吧!"[[ 论语.先进篇]]"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哇靠,人多力量大,自古都是人多胜人少,以强凌弱的风格早已定型. 你的社会关系如何? 你有硬梆梆的后台吗?你的朋友多吗? 如果没有,可得小心行事,洁身自好呀! ■以强凌弱:凭借强力欺负弱小. 跖,一奴隶起义首领,士大夫蔑称起义者为盗.孔子想游说盗跖走入正途,于是斗胆找了他,不料惹来盗跖一阵乱骂,骂得孔子是眼光失神,脸色如土,满怀感羞啊! 来,那些看着孔夫子就烦的人们有机会了,跟着盗跖英雄一起骂: "你这死夫子,你不劳动却吃得香,不纺织却穿得好,整日摇唇鼓舌,惹是生非,迷惑天下君主,虚假做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之举,以求得封候,求得富贵,你就天下最大的盗.尧,舜兴起后,设立百臣,商流放国君,周武王杀死商纣,从此社会都是以强凌弱.你所说的那一套,是我所唾弃的,不能保全人的本性,都是奔走钻营,虚伪巧诈的东西. 天下人为啥不叫你盗丘,而叫我盗跖!你这个罪大恶极的人,赶快滚回去,不然,我将用你的肝拿来加菜配酒吃了哈!" ■东家之丘:比喻不认识身边著名人物. 孔子名丘,老家山东,几千年来几乎无人不知.然而他在世时,并没有如此名气.[[孔子家语]]说:孔子的西邻住着一老头,却不是邻居是啥大人物,每次提到孔子都会直呼其小名,说是俺东家之丘如何如何.。

    5.描写曲阜古建筑的语句(高悬赏)

    孟子故里邹城位于我省南部,与孔子故里曲阜毗邻,很早就被人们合称为“邹鲁”,有“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的美誉,1989年被省政府命名为第一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保存着孟庙、孟府、孟林等多处与孟子有关的遗址、遗迹及纪念性建筑。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

    他的重民轻君之论、性善养气之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震古烁今。因此自古以来孔孟并提,孔子为圣人,孟子为亚圣。

    日前记者走进这片古老的“圣地”探访,那飞檐彩拱的庙宇,桧柏掩映的殿庑,如岗如阜的陵墓,蚀迹斑斑的碑碣,都无言地叙述着历史的沧桑;游走其间,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耳熟能详的语句,在脑中也愈发鲜活起来。毕竟,比起实物的遗存,思想的影响更为恒久而深入人心。

    冷清庙宇写照历史 孟庙位于邹城市南关,又称亚圣庙,为历代祭祀孟子的场所。在邹城文物局做了多年导游、现为孟庙孟府管理所副所长的张慧女士告诉记者,孟子殁后,并不像孔子那样以所居之堂为庙,而是在1300多年以后的北宋景佑四年(1037年),由孔子45代孙孔道辅于四基山访得其墓,依墓建庙,因距城较远,瞻仰祭祀诸多不便,于宣和三年(1121年)迁建到现在的地方。

    近千年来,历代重修达38次之多,现存建筑为清康熙年间地震倾圮后重建的,规模仅次于孔庙,为我省现存历史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之一,也是国内稀存的宋元至明清时期古建筑代表作品。1988年,与孟府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走进孟庙,先入棂星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东西两侧各立斗拱木坊,左为“继往圣”、右为“开来学”,显然是颂扬孟子对儒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功绩。穿过亚圣坊,孟庙逐院推进,错落有致,院院不同、各具格局。

    亚圣殿是孟庙的主体建筑,堪称一个集建筑、雕塑、绘画、书法于一体的古代艺术博物馆。抱柱上有乾隆皇帝手书楹联“尊王言必称尧帝,忧世心切同禹颜”,殿内高悬雍正皇帝手书匾“守先待后”,其侧还有一高大的御碑亭,内置康熙皇帝手书《御制孟子庙碑》。

    与孟庙毗邻的“亚圣府”是孟子嫡裔世代居住的地方,以大堂为界,前为官衙,后为内宅,保存着不少帝王所赐的朝服、圣旨、珠宝字画,体现着昔日的荣华。大堂前,有一副隶书金字对联:“继往开来私淑千年承燕翼,居仁由义渊源百代仰先烈。”

    对孟子的功绩作了形象的概括。 由于宣传上的迟滞,邹城的知名度远不能与毗邻的曲阜相比。

    也正因此,记者一路探访,鲜见游人,更无市声喧哗。在这样一种清幽静谧的氛围里,便更容易感受、触摸历史,想到生命的承载和扬弃。

    其实,古老的建筑本来就是有生命的,它往往在宁静中写照着鲜活的历史,点化着人们的心灵,使人沉浸在思考和想像之中。 遍地丰碑满壁诗句 孟庙修建以后,不断有人前来拜谒和祭祀。

    除了历代修缮孟庙、祭祀活动和封建皇帝封赐留下的众多碑刻以外,孟庙还有历代文人和学者留下的大量诗词文章。有人形容孟庙,是“遍地丰碑满壁诗”。

    沿孟庙东侧甬道,是著名的“孟庙碑林”。偌大的院中只有记者和张慧所长两人,正好可以细细地品味。

    在读了八思巴追封碑、元代重制的秦李斯小篆峄山刻石和欧阳询的《苏玉华墓志铭》后,记者在清代所立“孟母断机处”和“孟母三迁”碑前久久驻足,思绪飞扬。孟子幼年时家境贫寒,三岁丧父,全赖其母教养。

    孟母曾以“三迁其居”的方式和“断机教子”的方法,促使孟子立志学儒习礼。如今,孟庙东北隅就有孟母殿,殿前立一石碑,上镌“母教一人”四个大字,概括了孟母一生教子有方的德行。

    孟庙题咏的主题是对孟子的尊崇与赞誉。张慧所长对此深有研究,如数家珍。

    “七篇初受读,旦暮想平生”,表现题咏者的尊师之情;拜谒者们还以诗的语言阐述孟子之学。如“七篇之书,仁义性善。

    尧舜可学,千载如见”。描写邹城孟庙景物的诗句亦有很多,董其昌的《题孟庙古桧》可谓代表之作:“爱此孟祠树,森然见典型。

    沃根洙水润,含气峄山灵。阅世磨秦籀,参天接鲁青。

    方知樗散寿,只入列仙经。”在拜谒者们的题咏中,也留下了孟庙兴衰的诗句,记载了与孟子、孟庙以及孟子故里有关的历史事件。

    张慧所长介绍,现存于孟子林、庙的题咏刻石共350余块,最早的为金代所刻,距今已800多年。多数系明代所刻,距今350多年至600多年。

    最晚的清末刻石距今也逾百年。这些珍贵的刻石,有的立于庙内殿前道旁,有的嵌于墙垣内壁,有的镶于门楼之下,保存完好者74石98篇,部分碑刻由于长期日光曝晒、风吹雨淋,剥蚀严重。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邹城当地的部分孟子研究学者正在将散存各处的题咏全部汇集,准备付梓成书。这既利于保存这些濒临亡佚的佳作,又便于广泛传播,为儒学特别是孟子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资料。

    善莫大焉。 思想之树依然青葱 孟庙中各种树木共430余株。

    这些树的树龄大都在八九百年以上,年岁远远大于孟庙内的所有建筑物。在古树掩映的亚圣殿内,端坐着气宇轩昂、双目如炬的孟子彩塑,平缓有力的话语仿佛从他飘动的髭须间吐出:“鱼,我所欲。